其次，关于近代变迁中传统与近代的关系问题，是余著讨论较深入且颇有新见之处。余新忠特别强调，“从搜集呈现传统时期相关公共卫生规制的资料入手，除了进一步思考传统与近代的连接外，也通过对以清洁和检疫为主要内容的晚清卫生行政引建过程的系统的梳理”，进而阐述历史变迁进程中传统要素的价值。但是，一个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始终发挥主体作用，并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承接历史传承力量的“绅董”问题却挖掘不够。从传统时代“州县地大事繁，不能不假手于绅董”①的规制，到晚清之际各种善堂、义壕、街道清污等卫生事务中“费诸绅董之心设法整治”②的条规，甚至在西式医院管理体系中，也有着绅董活跃的身影等③,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代历史经历了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但无论在传统体制还是在现代体制中，绅董始终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这一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有助于余著论旨的展开和深化，也应是该书的题中之意。在晚清制度演进的链条中，可见西学的强力影响。同样，本土社会力量的周转及变身，是承接这一历史递进的主体力量。推土机可以引进，那么填充材料呢。制度及理念可以引进，生命主体和社会存在却只能根扎于本土。